【文/彼得·图尔钦 翻译/袁逸泓】

美国是如何演变成目前不和谐的时代的？为什么我们对机构的信任崩溃了，为什么我们的民主范式解体了？

图源：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

(资料图片)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反复经历政治危机浪潮，例如我们今天正在面临的这一个。我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跨越万年的涵盖数百个社会的数据库，试图找出导致危机的原因。我们研究了数十个变量，包括人口数量、福利指数、治理形式以及统治者被推翻的频率。我们发现，引发危机的各种事件的具体组合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导致不稳定的驱动因素格外突出。首先是人口中大面积的财富减少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贫困。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即精英生产过剩——当一个社会产生了太多超级富豪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却没有足够的精英职位来满足他们的野心。

这些驱动因素在我们当前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的50年里，尽管经济整体向上发展，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却在下降。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和工资却停滞不前。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变得头重脚轻。与此同时，美国拥有高等学位的毕业生开始过剩。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得权力地位，开始争夺数量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而这种竞争损害了治理社会的社会规范和机构。

类似的情形，美国之前经历过两次。第一次以南北战争告终。但是第二次经历却带来了一段罕见的广泛繁荣时期。两段经验都为今天的社会危机提供了教训，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为了理解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让我们先看看美国的超级富翁的数量是如何增长的。在1983年，六万六千个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超过千万美元。这可能听起来很多，但到了2019年，如果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个数字增加了十倍。食物链下游也存在类似的、幅度稍小的发展势头。拥有五百万美元或以上财富的家庭数量增加了七倍，而单纯百万富翁的数量则增加了四倍。

从表面上看，有更多富人出现似乎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精英阶层近些年的财富积累是以谁的利益为代价呢？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虽然整体经济继续增长，但普通工人从中获得的收益份额开始缩减，实际工资也趋于平稳。（同一时期，即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平均身高继续攀升，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却停止了增长——平均身高是一个在福利、经济和其他方面福祉的有效指标。这并不是巧合。） 到了2010年，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工资除以人均GDP）与20世纪中期相比几乎打了对折。对于没有四年制本科学历的那64%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在2016年之前的这四十年里缩水了。

随着工资的减少，拥有住房和上大学的成本飙升。为了买得起一栋普通的房子，一个在2016年赚取中位数工资的工人不得不比1976年多工作40%的时间。而没有大学学位的父母不得不延长四倍的工作时间来赚取他们孩子的大学费用。

即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过得不错，当时18至24岁的人中只有不到15%的人上过大学。但今时不同往日，超过六成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就读。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从1955年到1975年，进入法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60年到1970年，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在二战后时期，这一情形还处于可控状态，因为当时要求高等学位的工作需求激增。但当需求最终减少时，供应却没有相应地减少。到了2000年代，学位持有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市场上的职位数量。这种不平衡现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最为严重，但美国甚至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也存在人才过剩现象。

上述现象只是冰山一角。与五十年前相比，现在更多拥有优渥经济条件或丰富学术背景的美国人，致力于追逐权力地位，尤其热衷于政治岗位。但是这些职位的数量与五十年前相比却没有增加，这导致了激烈的竞争。

对社会而言，适度的竞争有利于发展。但是我们今天目睹的美国精英间的竞争远远超过了合适的界限。它创造出极少数的胜利者，和绝大部分满腹怨恨的失败者，反映了精英政治的黑暗面，更鼓励打破规则而不是努力工作。

所有的这些带给我们一大批沮丧的有志精英，一心想要往上攀爬；以及另一批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无法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生活。

引发当今社会危机的几十年与导致南北战争的几十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和现在一样，当时不断增长的经济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同近几十年来一样，从1800年到1850年，百万富翁占总人口比例扩大了三倍，而从1820年代到1860年代，相对工资下降了近五成。当时的生物数据表明，美国人的平均生活质量显著下降。从1830年到19世纪末，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减少了近两英寸。而在几乎同一时期，十岁儿童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八年。

这种广泛的贫穷化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在城市动乱中可见一斑。从1820年到1825年，当经济良好时，至少导致一人丧生的动乱仅发生过一次。但在南北战争前的五年里，即1855年至1860年，美国城市经历了不少于三十八次这样的动乱。今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在内战前夕，这种挫败感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部分表现为反移民民粹主义，以无知党为典型代表。今天，这种民粹主义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重现了。

精英间的冲突也在增加。19世纪新晋的百万富翁们通过制造业而不是种植园或海外贸易赚钱。由于经济利益存在分歧，他们对南方奴隶主阶级制定的规则感到恼火。为了保护他们的新兴行业，新贵们希望实现高关税和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而种植和出口棉花并从海外进口工业制品的老钱精英们强烈反对这些措施。新贵们认为，南方奴隶主对联邦政府的控制阻碍了银行业和交通系统的必要改革，这威胁到他们的经济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