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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读书界中，钱锺书先生是被谈论最多的前辈之一。但改革开放前，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更远远谈不上了解他。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团访问美国，钱先生是团员之一。在美国学术界，钱先生受到热情接待。他的《围城》和《谈艺录》在海外有多种盗印本；研究《围城》而成为博士的就有好几位。现在，讲一口牛津音英语、神秘的《围城》作者本人来到了美国，海外粉丝都瞪大了眼睛，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话。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设一章评论《围城》，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来说是件新鲜事。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围城》，夏志清的评论被介绍到国内，文学界的年轻一代才知道有这样一本受到海外重视的小说。从此，钱先生受到大众的注意。

电视剧《围城》的热播，是对小说《围城》最有效的推广。钱锺书，一个书斋型的学者是被电视文化的大浪抬起来的。在一个时期，人人都谈《围城》，尤其是在人文知识分子中，学说《围城》里的俏皮话，一度成为时髦。夏志清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围城》读者众矣，按钱的“通感”说，他的观众，也可以说是他的读者。小说《围城》是否“最伟大”？言人人殊。他的读者和观众看到，在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中，男女之间的相互揣摩，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夫妻之间的吵架拌嘴，钱锺书是以他专擅的幽默手段描画的。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在对落魄的文人讽刺描画后，整体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围城》里的芸芸众生，却是在一个最坏的时代里浮沉，调子是灰色、粉红色的。钱先生在初版序里说：“两年里忧世伤生。”这句话，是破解《围城》的钥匙。

小说《围城》的读者和电视剧《围城》的观众，是钱先生“金字塔型”读者的底层。

宋诗选本，近代有几种。我的书柜里，就有程千帆先生的一个选本。钱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他自己看重也被读书界看重的本子。按钱先生的说法，他看重“注”而不是“选”。最初，当钱先生知道胡适赞赏他的“注”后，曾请人找胡先生赞赏他的出处；可见，孤高清傲的钱锺书，也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论——要看是什么分量的人。作为普通读者，我喜欢读他对每位诗人的介绍和评价，尤其是对几位著名诗人的评价。他选的好不好？我没资格说。但我从他所选的诗里，知道在编选的那个年代，他要注意每位诗人的“人民性”。在《谈艺录》里，他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高度概括唐宋诗风格的精辟论断，相信读古典文学的人都能感觉到。《宋诗选注》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钱先生对选诗去取的标志：“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但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颂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这种用排除法选诗的标准，精益求精，足可为后世法。印象中，有人对《宋诗选注》没收入文天祥的《正气歌》有微词，钱先生为什么不选？在对文天祥的介绍里，实际已隐约回答。

钱先生的散文创作，引经据典，曲折反复，妙语连珠，开始就形成他独有的风格。他以智慧的头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所为短制，吐金唾玉，灵光四射，是学者散文的大家。他的所作，显示他的所学，是别人无法模仿的。

《宋诗选注》和散文的读者，撑起“金字塔型”读者的中层。

《谈艺录》在1984年就再版了。序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忧患，是国事家事集于一身，是著此书时的遭际。这部书，除了博学的钱先生引用的多种外文我读不懂外，凡是汉字部分，我都能理解。从比较中发现诗的特点和写诗的规律，从诗文中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谈艺录》的特色。

《管锥编》是比较文学领域里划时代的著作。此书一出，“金字塔”就露出塔尖，钱先生大大“掉粉”，只剩下极少的读者和研究者了。上世纪80年代末，“钱迷”组织班子编《钱锺书研究》，出过几辑后，人亡政息，工作断档。这几辑的文章，为研究了解钱先生留下珍贵史料；再过几年，见过钱先生，迷过钱先生著作的人也消失了。厦门大学郑朝宗先生曾开《管锥编》课，招收的研究生也是研究钱锺书的，其中陆文虎就是他的门生。郑先生去世后，不知厦大还有没有这门课？我想，作为文明古国、文化大国，总要有几个甘于寂寞、在“金字塔”塔尖做学问的人吧？

一次，我在三里河公交车站等68路车，候车间隙，看见有人摆地摊卖书，其中两本是《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低头看书名，抬头望路北，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路对面就是南沙沟小区的南门，已故的钱锺书、杨绛先生就曾住在那里。假如他们还在世，午后散步踱到此地，一定会相视一笑。